纪晓岚与“元小说”

“元小说”（metafiction）这种反文学、或超文学的叙事方式，近年来早被西方文论界炒得有点沸沸扬扬了。小说就像一个馅饼，那些元小说作者以品尝师自居，满脸绅士气地坐在餐桌前，刀叉齐施地把“馅饼”分解开来，议论着那里的作料配比和制作工艺。他们在语言游戏中居高临下，要对小说文体“meta－”一下，也就是要超越一下、虚玄一下，或来一下“事后诸葛亮”———站在小说之外谈小说，站在虚构之外谈虚构。

这种元小说态度，令人联想到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位大学问家，也就是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纪晓岚先生。纪先生主持“萃典籍之精华，为文化之渊薮”的超级丛书的编纂工作，难免养成一种对著述体例要求过苛的职业眼光。他对被誉为“短篇小说之王”的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就非常挑剔，认为《聊斋志异》盛行一时，然才子之笔，非著书者之笔也。“小说既述见闻，即属叙事，不比戏场关目，随意装点。”他觉得《聊斋志异》用曲折细腻的笔墨，描绘人与花妖狐魅之间栩栩如生的爱情纠葛，甚至缠绵猥亵的私房话，这纯属“随意装点”的虚构，没有理由认为是当事人的自我告白，作者为他们“代言”，又是从哪里偷听来的？显而易见，纪晓岚当了蒲留仙的事后诸葛亮，他板着面孔，摆出一副站在虚构之外谈论虚构的元小说态度。

元小说是一种面孔，一种挑剔和教训小说之为小说的面孔。有了这么一种面孔和态度，纪晓岚在他自称“琐记搜罗鬼一车”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，就难免有意无意地写出一些带有元小说模样的作品来。这本书的卷九《如是我闻》中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

清朝雍正年间，也就是纪晓岚三、四岁的时候，有灾区流民乞食经过纪晓岚的家乡直隶（今河北省）献县。其中夫妇两个灾民病得很重，临死时拿着卖身契，要把他们的小女孩卖给别人当婢女，换钱买两口棺材。纪晓岚的祖母发了怜悯心，收养这个女孩，起名叫“连贵”，卖身契上写着她父亲姓张，没有写籍贯。连贵自己说：家在山东，门临驿路，常有大官车马经过，不知什么县名，总之离这里约有一个多月的路程。又说，去年曾经接受对门胡家的聘礼，胡家也逃荒乞食去了，不知所往。

转眼过了十几年，不见有亲戚来寻访，就把连贵配给马夫刘登了。刘登自己说，他是山东新泰人，本姓胡。父母死后，由刘姓收养，改成姓刘。小时听父母说，曾和一个女孩订亲，但不知姓什么。对于二人似巧合、未巧合的身世和姻缘，作者并没有采用小说家的想象加以弥合，反而以历史家的态度加以评点：刘登既然姓胡，新泰又是驿路经过的地方，流民乞食，计程也是一个月的路途，与连贵所说的相符。很怀疑这是破镜重圆的故事，只不过找不到明显的证据罢了。作者显然是作为虚构小说的局外人而存在的，他又拉来他的叔父如此谈论道：“此事稍为点缀，竟然可以写入传奇。可惜这个丫头蠢笨如猪，只知吃饱了就睡觉，不配加以点缀，实在是遗憾的事。”这样，它就对传奇这种虚构叙事方式，进行评头品足了。

纪晓岚先生意犹未尽，又请他的朋友边随园先生来旁征博引掉书袋。边先生引了唐朝刘知几《史通·曲笔》中的一段话，说明连史书也不可尽信，因为其间难免添油加醋，何况传奇这类以虚构为能事的文体乎？其中有一桩公案：陈寿写《三国志》，评论诸葛亮说：“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（仲）、萧（何）之亚匹矣。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欤！”这就引来了也是二十四史之一的《魏书》记载毛修之的话：“昔在蜀中，闻长老言，（陈）寿曾为诸葛亮门下书佐，被挞百下，故其论武侯云‘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’。”在蜀中长老的眼中，《三国志》对诸葛亮的评议是带有成见的。

史书尚且如此，更何论传奇、小说？因而边随园又站在指责虚构的立场上，说“《西楼记》称穆素晖艳若神仙，吴林塘言其祖幼时及见之，短小而丰肌，一寻常女子耳。然则传奇中所谓佳人，半出虚说”。《西楼记》是袁于令在明朝万历末年写成的传奇。据《书隐丛说》记载：吴江县的沈同和称霸一乡，凡新到的妓女都得首先去谒见他。穆素徽（晖）颇有才貌，而且年少，循例去谒见他时，恰好袁于令在穆府的文会上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却被沈同和从中作梗，不能见面。一个姓冯的侠客自告奋勇，从沈家的船上，把穆素徽夺回给袁于令。这引起沈同和的诉讼，使袁于令下狱，在狱中写成这部传奇。据说袁枚也说过：“穆素徽亦中人之姿，面微麻，貌不美，而性耽笔墨。”那么，传奇把她写得艳若神仙，若不是“情人眼中出西施”，就是虚构了。